论人文精神
“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人文思想”没有太大的区别。“人文主义”来源于英文humanise,这个单词根据不同语境的需要也可以被译成“人文”“人本”“人道主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反对中世纪神学抬高神、贬低人的观点,强调人的可贵;反对神学的禁欲主义和来世观念,提倡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反对宗教束缚和封建等级观念,追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推崇人的经验和理性;提倡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以造福人生。而在当今这个看起来什么都缺的中国社会,人文主义精神自然也是匮乏的。自五四运动以来,“人文主义”的呼声逐渐高涨,甚至是以人为本的儒学精神也被镀上了人文主义的色彩。从关注弱势群体,到宗教化的北京奥运,从赚人眼泪的感动中国到对“因生活困顿偶有偷窃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变革。人文主义在或明或暗的成为一场轰轰烈烈思想运动,且容不得不同的声音。但是人文主义本身也仅仅是众多主义的一个流派,代表的也不过是众多思想的一部方面,在肯定其精华的同时,也要看到其糟粕。唯有理性而全面的审视才能得到全面而客观的答案。
人文主义的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文艺复兴。我私下认为文艺复兴是可以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相媲美的历史时期。在新航路开辟之后,整个天主教世界面临物质的极大丰富和思想的剧烈冲击,尤其是麦哲伦的环球旅行验证了地圆说之后,使欧洲和泛地中海区域的天主教世界对于神学的指导地位产生了普遍的怀疑,而新大陆的发现,以及新大陆上用天主教神学无法解释的现象和事物都严重的动摇了神学在思想层面的绝对统治地位。而人们为了对于新的事物和现象的探索形成的学说因迫于教会势力和信徒领主的压力而假托古希腊罗马文化之口,与其说是古希腊罗马思想的复活不如说是借尸还魂的创新。人文主义所标榜的三大核心是:“民主,自由,平等。”而在古希腊罗马的普遍思想中,人文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并不代表主流地位。我们从修昔底德的《博罗奔尼撒战争史》可以发现,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普遍存在的是两种政治体制是议事会制度和僭主制度,即使是最接近现在“民主制度”议事会也是建立在少数“公民”对多数半公民(即无完全公民权的公民)以及占据最大基数的希洛特(奴隶)的统治的基础上的,而实际的制度是以家族和部族为利益集团的门阀制度,在古希腊人的称呼中我们就可以人们尤其是政治人物在计数中往往被记录成某某之子谁谁谁,而不是单纯的姓名。部落则出现在最完整的称呼中。在雅典的500人议会时期,其统治方式则更倾向于军事独裁政府,同时,我们还能在记录中常常看到不同派系的血腥厮杀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延续和主要表现手段,显然不是代表人本的人文主义。而政治体制在上层建筑的层面来说,也就代表了利益分配体制,从人的本身欲望出发,人人都是期望获得尽可能利益而并不在意利益的来源和获取方式,人权主义者手上的钻石婚戒可能支援了非洲的军事组织,但戴戒指的人依旧心安理得,至少不会把戒指扔掉。亲手缔造了人文主义牌匾的欧罗巴也亲手缔造了种族主义,在种族隔离的时代,他们依旧认为他们的国家是平等和自由的。标榜自己是人权楷模,民主范本的美国,在人权的问题上一直使用着双重标准,本国每年冻饿而死的流浪者和为数众多的性奴隶被人文主义的光辉漠视了,却对几个来自中国西部的叛乱分子和暴徒抱以人权层面的声援。这种对于少数人的同情和绝大多数人的残忍难道也是人文主义?真正存在民主、自由、平等的人文主义社会要么在政客的谎言里,那么在大众的迷梦中。
人文主义在拉丁语中就是humanitas,意思就是人本的,而没有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外延。人本的本质也就是是一种把人生物化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学说。孔子曰:“食色性也。”也是人本精神的体现,人文化也就是人本化,而人本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崇尚人的私欲和本性,所以在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诞生之后就衍生了纵欲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在西方部分高福利国家中,譬如法国,瑞典等国,由于工作的税后薪金与社会福利保障差别不大,因此食利阶层众多,为了维持庞大的公共财政开支,法国政府财政的45%来自税收,远高于欧美其他发达国家,即便如此其政府也背负着高额的财政赤字。政府的确是为了国民服务的,但是国民在享受政府服务的同时也应该考虑我们为国家奉献了什么?国家和国民是共生关系,也就是皮与毛的关系。如果国民普遍缺乏牺牲精神与奉献精神而单纯的强调人本主义,那么我们也将面临法国那样数次亡国的命令,从国家的层面来说,人文主义也存在负面效应。人本的另一个要点是人道。而在特殊条件下,人道是有差别的,而不是普世的。譬如战争状态,根据《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各交战国理应优待战俘,但无论是一战,二战还是越战,伊拉克战争。我们都能看到虐待残杀战俘和已投降人员的案例。在东方的传统精神中,中国的气节和日本的武士道都将投降看成奇耻大辱和背信弃义的卑劣行径。日军在缅甸战场的战死投降比是17000:1,部分岛屿战斗中是22000:1.而美国仅在菲利宾就有78000万人投降。投降人员不仅消耗了受降方的战斗力和战斗人员,并且如果按照《日内瓦公约》待遇,还将消耗大量的给养,药品。也就是消耗了受降方的综合战争能力。斯巴达人也是因为历史上一次与亚美尼亚人的战役中俘虏了10万希洛特而被迫将斯巴达城邦变成了大军营。因此,在战争条件下,对敌人人道就是对自己残忍。即便脱离了战争的特殊环境,人道主义对于政治依旧是碍手碍脚。美国推行的乙醇能源汽车在南美受到抵制,其主要原因是用来生产乙醇的玉米是南美人的主要粮食来源,如果美国大量收购玉米将导致粮食价格上涨,甚至是饥馑的产生。那么如果我们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面对能源危机我们要何去何从呢?并不是因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就会选择滚动的车轮而不是吃饱的南美人,而是因为人本的思想告诉我们饿死的南美人与坐在汽车里的美国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甚至还会有愚昧的家伙说:“为什么他们不多种些玉米?”“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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